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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与他终究有缘，于1997年居然聚首于同一部门，他是广州生活部的负责人，我是他的助手。这个搭配，据说是他建议的。那时，社长曹淳亮主持组建“广州生活部”，一抓本地新闻，二抓本地消费；对于报社内部来说，则要起培训青年采编人员的作用——当时部内几乎是清一色的应届毕业生。用曹社长的话来说，这个部就是羊城晚报的“黄埔军校”，曹社长有眼力，点将丹涛当广州生活部的主帅，一是因为丹涛真是一部“羊城百事通”，对本土社会、文化、政治、经济各领域都如数家珍；二来也看中丹涛有“好为人师”的特质。别以为“好为人师”是个贬义词，其实这是一种富有使命感和很执着的个人特质。那时，丹涛与其说是一位部门领导，不如说就是一位严师，从新闻写作规范到开会如何做笔记都一一有所要求，有时不免辞色俱厉，一座寂然；我虽身为副手，也不免要自检言行，束身正坐。同事们都敬畏他，做事行文，无不勤谨有加，把他的要求贯彻于学，贯彻于用。两年以后，他不负曹社长所托，为报社培养出一批业务骨干。现在回头看，广州生活部的确当得起“报社黄埔军校”的期许，人才辈出，许多人现在已是羊城晚报乃至广东新闻界的翘楚，还有些已经当了我们俩的上司了。

　　丹涛与我同处一部，有上下级之谊，他对我具体编组一个版面的取向，其实是并不认可的，我编的版面，他虽不会面斥，但有时着实隐忍不住，就默默地散版重组。总的来说，他一直以朋友视我。1999年以后，我们都离开了广州生活部，但依然不时畅叙，不免天南地北、中西古今一番。令我窃喜的是，他对我的中医素养有特别的信任。有一回，他老父亲喘疾发作，他把我请到文德路的家，要我诊脉开方，我那时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就开了一服“三子养亲汤”，嘱咐“三碗水煮至大半碗，早晚服之”。他的宝贝女儿发烧，也让我先看看指纹，号号脉。我们之间的信任，达到这样的程度。

　　丹涛除了担任过广州生活部主任外，还先后当过广告部主任、政法部主任、体育部主任、理论部主任，真可谓回翔文武，阅历丰富，没有广泛的社会知识和书卷修炼，是不可能胜任的。这等经验，在新闻界是很少见的。丹涛每主持一个版面，都非常注意经营言论栏目，而他往往就是这个栏目的主要撰写者。一个新闻版面，公共性内容占了相当部分，如何才能显出版面的个性？显示其不可代替的价值？言论就担当着最重要的角色。新闻有时不能不同，而言论就不能不异。言论作为一版之眼，往往正是丹涛最下功夫之处，也是最显其功力之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