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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具体而言，在解放前的农村家庭，无论富贵贫穷，婆婆较媳妇而言都是“尊贵”的，媳妇乃下等人，低人一等；解放后，随着媳妇参与村庄活动、政治生活、国家建设增多，年轻妇女在家庭里说话越来越有底气，也有勇气参与家庭决策；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，国家通过开展婆婆学习班，让婆婆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与媳妇对话，媳妇开始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占上风；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，婆媳关系趋于平静，双方吵架次数减少，但儿子媳妇开始不养老，家庭开始走向核心化，老人面临生存危机；2000年以后的新型婆媳关系是婆婆为媳妇着想，媳妇也对婆婆有好感，相互体谅，特别表现为婆婆竞相讨好媳妇，相处融洽。

　　在京山农村，就婆媳关系而言，“解放”和“土改”是很重要的时间分界线，前后两个时期的婆媳关系有着质的区别。解放前的农村家庭，无论富贵贫穷，婆婆较媳妇而言都是“尊贵”的，媳妇乃下等人，低人一等。“接个媳妇不能对她好是真的”，这个尊卑长幼之分的秩序，得到了家族和村落的支持。媳妇在婆婆面前永远是“小媳妇”，受婆婆的使唤。年纪大的受访者称，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对媳妇好的婆婆，媳妇每天一大早第一个起来，要收拾好家务，到厨房烧茶做饭，然后端茶到婆婆房间里给老人家“请安”。“请安”极具象征性，是婆婆地位和权威的体现。九房村流传这样一个“请安”的故事，从中可以窥探历史上的婆媳秩序：

　　另一方面，农会还开展媳妇学习班，教导她们要有反抗旧式婆婆的革命精神，让她们诉苦，控告婆婆的累累罪行，要敢于同压迫自己的婆婆做斗争。媳妇学习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果然有不少的妇女开始理直气壮地顶撞婆婆，并将恶婆婆报告到农会予以批斗。在强大政权的压力下，婆婆也感受到了威胁。这时的婆婆如果明目张胆地摆旧式的架子，就会被新政权捉住把柄，闹不好还会被批斗。所以，婆婆尽管对媳妇的“顶撞”很不习惯，很受气，也已不能像解放前那样任意摆布媳妇了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婆婆的角色则开始萎缩。婆婆发现媳妇越来越难以管教，自己在家庭里说话慢慢地不起作用，自己的儿子似乎对这个外来女人开始容忍，有时甚至言听计从。婆婆感到很不舒服，希望维持之前的状态，对媳妇的言行越来越不耐烦，越来越反感，加大了对媳妇的攻势和管教。媳妇面对婆婆的架子，也愈发难以容忍，觉得自己在与婆婆的关系中的地位与自己新的身份不相符合，所以反抗的欲望也愈发激烈。婆媳矛盾不可避免地白热化。这种状况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。

　　为了应对如此剧烈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紧张，国家开始在京山同时开设了媳妇学习班和婆婆学习班：以50岁为分界线岁的列进媳妇学习班，大于50岁的归入婆婆学习班，已婚妇女全员参与。这两类学习班整整持续了四年时间，授课内容主要是教育妇女如何做媳妇和如何做婆婆，既学习党的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，还学习好人好事，评选“五好社员”（爱公社、爱集体、爱家庭、爱劳动和助人为乐），让获奖者现场讲授，情真意切。婆婆学习班教老人“树新风，改恶习”，媳妇学习班则教媳妇如何做好媳妇，如何孝敬老人，要学会忍耐，处理好婆媳关系。

　　媳妇要婆婆带孙子，但公婆也要在生产队里做工，婆婆带孩子的机会因此减少，媳妇就会埋怨。婆婆肯定难为情，“我只能做一件事情，我也劳动，我也要搞事，不可能把孩子背到背上做事”。如此，婆媳矛盾就不可避免。使情况更复杂的是，一般家庭有数个儿子，每个儿子都有小孩，帮一个儿子带了孙子却没有帮其他的带，就会发生争吵：“我的是姑娘，他的是儿。给吃的，给我的少些，他的多些。”有的婆婆确实重男轻女，一个粑粑掰成两半，一大一小，大的给孙子，小的给了孙女。每每碰到这种事情，婆婆也难以还口，只能认输。老人的儿子越多，越难以周全，受气的机会也就越多。

　　这样一种媳妇强势、婆婆受委屈的局面，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前期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占上风，仍有不少厉害的婆婆出现，她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培养的厉害媳妇，等到她们当婆婆掌权的时候，正值中年，还身强体壮，当然不会甘心屈服于二三十岁的媳妇，架子比传统婆婆的还大。但此时的年轻媳妇更加桀骜不驯，所以形成双强对垒的局面。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有两种，一是这些婆婆最终屈服于整个社会的趋势，接受媳妇对家庭的统治，学会在新时期做新式婆婆，即“学会做老人”。二是婆婆不愿意服输，斗争到底，并给媳妇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：一面是自己的权力似乎增长到了很高的位置，另一面则仍要受制于婆婆，从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，构成张力。这样，在1989年代初期，集体解散，国家不再管家庭内部事务后，有些媳妇走向了绝境，喝药自杀。

　　60多岁的张大叔，其独子结婚后接跟媳妇打工去了，孙子在自己身边七八年，生活费、学费、医疗费，儿子没有给过一分钱。前年儿子积累三万块钱回家做房子，还差一万多，老人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都拿了出来，供儿子建房。一家人在新房里住了两年，期间家庭的一切开支都由老人出，媳妇隔三差五还向老人要钱。将老人“榨干”之后，媳妇就开始吵闹，专门找公婆的茬。老人觉得这样实在维系不下去，就跟儿子分了家，老两口搬到离新房一两里路外的土砖房里去了。分家之后，就没有了媳妇要钱的骚扰——“不是一家，不好意思要”。张大叔现在种三四亩口粮，再到河里打黄鳝卖，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外，一年尚能节余几百上千。老人说要将钱存起来，以备防老。

　　一家老太太接了媳妇，又接了孙媳妇。老太太八九十岁了，跟儿子住在新屋。老太太住新屋的后屋。病了、瘫痪了，孙媳妇来了一年多，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老太太，因为老太太从来没有上桌吃过饭，每天都是由儿子或媳妇端着剩饭剩菜到柴房里，倒在老太太的碗里，就不管了。别人家吃剩的最后给猫子、狗子吃，她家吃剩的就给老人吃。一日老太太的儿子、媳妇都走人家去了，孙媳妇在家烧火，去柴房捡柴，听有人在里头哼哼，吓了一跳。老太太说，我是你奶奶嘞。孙媳妇一看那个碗，已经几年没有洗过了，长满了霉。孙媳妇人好，把碗拿走，又将自己结婚时的新碗拿来给奶奶吃饭。儿子、媳妇回来一看，碗没有了，问孙媳妇怎么把碗拿走了。孙媳妇说，我得把它存起来，以后给你们吃饭用。听后，这对儿子、媳妇才把老太太接出来，上桌了。

　　老人内心其实是期待下一辈能够对自己多付出一些，能给吃给喝，更希望不定时来看望一下自己。一位86岁的老太太埋怨说：“哪个叫你吃一下，哪个叫你喝一下，哪个去瞧你一下？”但是在年轻人那里，老人单过，自己种田自己吃已经成了美德，用来解释该地区老人的勤劳。这说明老年人的绝望处境已经在该地区被普遍接受。九房村会计向我们这样炫耀：“老人搞些轻松的劳动，自己劳动自己吃，很少让儿子、姑娘养。他们种田，叫别人帮忙，不增加儿子、媳妇的负担。老年人都不要儿子给粮食，基本上都有点口粮田，动不了了，叫人来帮忙一下，不要儿子出钱。我们这还有90岁的种口粮田呢！”

　　2000年以后，形成了新型婆媳关系：婆婆为媳妇着想，媳妇也对婆婆有好感，相互体谅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成家的子辈，进入新世纪至今陆续做了公婆，他们吸取了父辈的教训、总结自己的经验，在情感上极力“讨好”子辈，特别表现为婆婆竞相讨好媳妇。他们这一代人的优势，一是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定的积蓄，不仅能为子女娶上媳妇，而且还鼎力资助儿子谋划发展，建房或买房（在村里或县城、镇上），做公婆之后仍能为子女效劳；二是这一代人生育很少，一般一个儿子，因此不存在偏心与否，也不存在照顾不过来的现象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独子。所以他们“讨好”子辈既有经济基础，又不至于顾此失彼，也就很容易讨得儿子、媳妇的欢心。情感往往是相互的，子辈亦能在情感上对父辈有所回应，我们看到现在20多岁的媳妇与婆婆的关系确如母女，亲密无间。

　　九房五组最近接的几个媳妇，都怀孕了，婆婆比着招待媳妇，媳妇待在屋里打牌，婆婆在房里烧火（做饭），搞好的给她们吃。比着招待媳妇，婆婆之间在一起就会比。你今天杀个鸡，我明天宰头猪，你对媳妇好，我比你还好，看谁更好，都攀比。你搞得起来，我们搞不起？越有越好，现在生怕人家说穷，现在比着有，你有我比你还富态。以前要媳妇搞来，现在不让媳妇干活，把媳妇当祖宗一样供着。婆婆对媳妇好，媳妇会对婆婆不好？人都是有感情的。婆媳蛮亲热的，想说啥就说啥。现在都婆婆说媳妇的好，媳妇说婆婆的好，都是自己亲生的一样，比亲生女儿还亲一些。现在婆婆还敢骂媳妇？没有一个骂媳妇的，现在都是“媳虎”了，老虎的虎，不敢骂。